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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艺就是文学和艺术,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,它源于人类的日常生活,表现形式又高于生活,否则就没有观赏的艺术性。用一个最普通和世俗的例子:布衣百姓上床文雅的说叫“房事”,俗称叫“媾合”。那不能成为艺术的;王子公主上床就是艺术(称为故事);倘若再有王子偷情、公主劈腿就是艺术的升华(特洛伊木马之战的故事就因其而发生)。 而人是生活在不同社会阶层的,受环境和教育不同,对社会生活的认知理解和感悟就不同,故文艺创作不可避免的带有鲜明的社会阶层特点和时代烙印。 既然是精神文明的产物,文艺就有宣传、导向和教化的社会功能,其因此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,把它作为社会管理的组成部分,不同的国家制度、不同的民族对艺术作品就有不同的对待。《金瓶梅》和《红楼梦》其都是描写男欢女合;儿女情史,但其读者高低有别,《金瓶梅》被多朝代列为禁书,《红楼梦》也一度也被列为“封、资、修。ji近代其他国家还少有禁书的例子。 从中可以看到一般有民主意识的国家以宣扬社会公德为主旋律。而具有专制倾向的国家大都用来宣传个人及政权。远了不说,与欧洲的“文艺复兴”时期的中国明朝、清朝在维护当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下先后采取闭门锁国和文字狱。不但中断和扼杀了文化艺术的发展,还将中国带入愚昧落后的困境——往事不堪回首,就不细说了。当下,我们的文艺舞台上大部分是编造的“神剧”——愚弄民众,搞笑社会。许多上不了台面经不住质疑的文艺作品能成为主旋律,一些二杆子文人能登堂入室成为上宾就是迎合了“利益集团”的需要。这是文艺衰亡的表现。因此重提文艺创作的重要,是繁荣文艺振兴中华民族的必然方向。 但问题也来了,中国大陆发展文化艺术,无论是延安时期的文艺座谈会,还是当今的文艺座谈会都提出“文艺为人民服务”的口号。而“人民”是谁的核心问题却不明确。延安时期有所谓”延安、西安“之分。王实味就是没分辨清楚南北,用文艺为“西安”说了话被砍了头。今天呢?似乎也还有这样的问题:人民中有许多被迫下岗,房屋强拆、土地强征生活困顿,连基本的社会保障都得不到,更没见过什么选票等等群体,他们该不该是文艺服务的对象,如果因其“负能量”的原因不宜表达,那我们的文艺该怎么为消除产生“负能量”的根源去创作呢? 这是一个严肃的思考。贝多芬的《英雄交响曲》流传百年,激励人民,应该是“正能量”;一部苏联阿塞拜疆作曲家加芝也夫的“第二交响乐—追忆列宁”水平很高,深刻感人。但如过往云烟,成为了专制时代的陪葬。发人深省。文艺在中国就是政治,而我们大部分文艺爱好者都不希望沾边政治,这就让人纠结了——但愿这是我的误解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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