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法制日报》终于发声了！四川阆中法院公判事件，反映“文革”余毒难消（转贴） - 南充零距离论坛

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。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——东升站长此文传播法治精神格局大、思辨深、观点准，正统并接地气，吾佩服之至。
by 浙江省法援中心科长丁一果

文革流毒和余毒不只这一个例子，根源还在于对文革当初没有彻底否定。巴金先生曾提议建立文革博物馆无人理睬，教科书中对文革一笔带过让年轻人不知国家有过这段惨痛历史，等都是原因之一！
by 浙大法学院阮芳民教授

我的好友、长江奋韬奖获得者陈东升社长的这篇时评针砭时弊，在法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在依法治国的今天，如何让执法者首先依法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！
by 浙江省温州市检察院处长曹根华

我转发这篇文章，不是因为作者是我的朋友，而是文章确实写得好。依法治国，不是喊在口头上的，而是要从当局者、执法者做起！水流污染尚可治，水源污染了就没得治了！
by 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副区长阮建明

可能阆中当局以为今年还是1966年，这才荷枪实弹，把8名被告人押到广场，在宣判大会上当众宣判、变相批斗。令他们始料未及的是，“文革”至今五十年来，痛定思痛，民智已开，人心思变，人心已变，国人已不复昔日之国人，法治、权利已成互联网时代的主旋律。连日来，舆论对阆中广场公判近乎异口同声的批评谴责，就反映了法治潮流浩浩荡荡，顺之者昌逆之者亡。

有法必依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原则。我国宪法规定，“国家尊重和保护公民权利。”刑事诉讼法规定，刑事诉讼的目的是“惩罚犯罪，保护人民。”自1988年以来，最高法院、最高检察院、GA部三令五申，严禁将犯罪嫌疑人或已决犯游街示众或变相游街示众。作为审判机关，阆中法院不可能不知道这些规定，明知宪法、法律禁止，却把只涉嫌轻微犯罪的一审被告人拉到广场公判，变相游街示众，这是典型的有法不依、知法犯法。

刑事诉讼法规定，法院审判案件应公开进行。但据相关司法解释，审判公开是指法庭审理和宣判案件一般应公开开庭，是指被告人和辩护人可以公开辩护，公民可以公开旁听，记者可以公开报道。这一切，目的是以庭审公开来维护司法公正。阆中法院广场公判讨薪民工，表明上似乎也与“公开”沾边，但其目的、方式、性质都与法律规定的审判公开有着本质的区别，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。

宪法、刑诉法规定，任何人未经法院判决不为有罪。我国实行二审终审制，作为基层法院，阆中法院的广场宣判还只是一审判决，从法理上说，在上诉期内，一审判决尚未生效，这8名被告人还不是罪犯，还享有依法上诉的权利，还存在终审改判轻罪、无罪的可能。而现在，阆中法院一审就将他们贴上罪犯的标签而拉到广场公判示众，属明显违法。

习近平总书记说过，“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。”“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。”我国宪法规定，“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。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、诽谤和诬告陷害。”在公民的诸项权利中，最重要的是平等的权利，也就是关怀和尊重的平等权利。法治政府，就必须关怀它所治理的人，平等地关怀和尊重人民，如法国《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》所言，“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。”相信阆中被公开宣判的8名讨薪农民工也曾有过“中国梦”，也曾有过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按照公布的案情，他们即便被终审定罪，也属于轻微犯罪，属于人民内部矛盾，其人格尊严仍然受宪法、法律保护，无论如何不该让他们站在广场上，当着成千上百乡里乡亲们的面，被“批斗示众”，一人丢脸，全家蒙羞。3月16日这一天，被阆中法院踩在地下的，除了这8名被告人的人格尊严，被漠视、被践踏、被羞辱的还有至高无上的法治。公判讨薪者，法律在哭泣。

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“杀鸡儆猴”式的违法宣判居然是以法治的名义进行的。阆中公判大会现场悬挂着“严厉打击严重妨碍社会管理秩序犯罪”，“牢固树立依法、理性讨薪的法治理念”巨幅标语，这些貌似依法审判、正义凛然的宏大叙事不但掩盖了公开宣判的违法本质，还很容易误导台下看戏的芸芸众生对法治产生错误的理解：工资被欠只能等着，拖着，忍着，如果胆敢继续讨薪，如果胆敢不听政府招呼，随时就会被“法治”，被判刑，被示众——而这，与真正的法治精神实在是南辕北辙。

法治之要义，就是劳资双方都要遵守诚实信用原则，就是公民有权维护和主张自己的合法权利，就是任何人都要受法律治理，阆中市委、市政府、法院、检察院也不例外，就是法院宣判不得以羞辱人格尊严的方式进行，就是作为法律的实施者、司法者应带头遵守法律。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，“一次不公正的审判，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尤烈，因为犯罪不过弄脏了水流，而不公平的审判则败坏了水的源头。”但如阆中，公权力以法治的名义公然行违法之事，按照培根的说法，其社会影响比一般的违法犯罪还要恶劣。

分析了法律原理，再来反思阆中广场公判的教训和警示。来自四川方面的消息说，此次阆中广场公判并非法院本意，是当地党委主要领导要求如此，以遏制、震慑愈演愈烈的民工讨薪行为。如果消息属实，这说明阆中当局不但不守政治规矩，置十八届四中全会关于“支持依法独立行使司法权，严禁党政领导干部干预司法”的明文规定于不顾，而且在法治理念、执政理念上都出现了重大偏差。

从法治角度说，善法乃道德之外化。杀人偿命欠债还钱，农民工要求拿回属于自己辛勤汗水换得的劳动报酬，天经地义；即便在讨薪过程中行为过激、触犯法律，按照“让最少受惠者利益最大化”的正义原则，司法对此也应持宽容、谦抑态度，以教育为主，或进行最低程度、象征性的惩罚。然而在阆中，却出现了对投资商拖欠工资撒手不管，反而以法治的名义将讨薪农民工拉到广场公判示众之类怪现象。这说明，如果不具备法治治官、执政为民的正确理念，法治也很容易沦为治理“刁民”的工具和借口。

值得指出的是，此类“法治就是治民”现象并非个案，目前一些地方领导干部的危害之处，不是不讲法治，恰恰是法治挂嘴边、人治天天干，根据需要，随时可以把法律问题政治化、政治问题法律化。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“法治”，实质上是唯我独尊，专制用权，以法治民，暴力维稳，以权力干预经济发展的自由竞争，以权力打破干部选拔的机会平等，以权力损害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，以权力压制公民法定的权利主张，最终以法治的名义阻碍了法治进步。

“能攻心则反侧自消，从古知兵非好战。不审势即宽严皆误，后来治蜀要深思。”成都武候祠前的这副对联，对当今社会治理仍有重要指导意义。实现人的全面发展，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理想，是实现“中国梦”的最终目的。但如果象阆中，欠薪普遍，讨薪被判，判刑受辱，如果GDP的增长是以损害公民的安全、尊严为代价，那么，这种增长还有多少价值和意义呢？

今年是“文革”爆发五十周年，值此历史节点，阆中广场公判也警示人们，必须时刻提防“文革”死灰复燃。我国的现代法治之路起步于清末民初，清代修律大臣沈家本主持的司法改革，废除凌迟、枭首、戮尸、刺字等酷刑，禁止刑讯逼供，削减死罪条目，改革行刑旧制，这才使运行了约两千余年的严刑酷律走到了尽头，中国人才开始逐步生活在现代法律体系之中。但是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“文革”浩劫，摧毁了历经艰难才初具规模的法律制度，诱导卑劣人性集中爆发，揭发告密、抄家拘禁、殴打迫害、批斗游街、羞辱人格、残害生命等反人性、反法治的专制行径大行其道。虽然时光已过去五十年，全面推进法治国家建设已成为当代社会之共识，但这次阆中广场公判也再次提醒人们，“文革”离我们并不遥远，其阴魂未散，余毒至今仍难以消除。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是何其曲折、艰难！